玄武门之变

因为收买秦府猛将不成,李建成、李元吉使计使秦府左三统军总管程知节被放外任康州刺史,房玄龄、杜如晦也被诬告逐出秦王府,眼看秦王重要谋臣武将一个个被调走,形势日益危急。长孙无忌、高土廉和右候车骑将军侯君集以及尉迟敬德等,每日劝李世民及时动手消灭太子和齐王。房、杜和段志玄等人也拖延留居京师。双方的斗争日益尖锐。这时,突厥郁射设率数万骑屯黄河之南,进关南攻。在此以前,凡有突厥进扰,皆由秦王督军出战。这次,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秦王世民统军前往作战,高祖一口答应。李元吉向李渊提出调秦府尉迟敬德、程知节、段志玄及秦叔宝等一同前行,想借此机会全部统领秦府的骁骑猛将,彻底解除秦府的武装力量。

与此同时，太子与齐王秘密商量说〝今汝得奏王骁将精兵，拥数万之众，吾与奏王饯于昆明池，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，奏之暴卒，主上宜无不信。吾当使人进说，令授吾国事。敬德等既入汝手，宜悉坑之，孰敢不服！一场大屠杀眼即将降临秦王世民头上，而秦王还尚不知情。

正在这时，太子率更丞王向李世民秘密告知太子，齐王的阴谋秦王立即找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等人商量对策。大家一致劝李世民抢先下手,李世民担心骨肉相残,将给人留下话柄,因此犹豫不决,说:“吾诚知祸在朝夕,欲俟其发,然后以义讨之,不亦可乎!”尉迟敬德见秦王面临大祸,仍犹豫不定,急得大喊道:“祸机垂发,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。大王不用敬德之言,敬德将窜身草泽,不能留居大王左右,交手受戮也!”长孙无忌也接着道:“不从敬德之言,事今败矣。敬德等必不为王有,无忌亦当相随而去,不能复事大王矣!”李世民见两人都说要离开,自然不同意,忙说:“吾听言亦未可全弃,公更图之。”尉迟敬德继续说道:“王今处事有疑,非智也,临难不决,非勇也。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,在外者今已入宫,擐甲执兵,事势已成,大王安得已乎!”事实上当时李世民的顾虑，主要还不在“骨肉相残”问题上，而在于当时的力量对比上。当是时秦王府在京师的兵力远不如太子和齐王,而且太子、齐王分居两宫,一旦开战,秦王府两面受敌,必然陷入危险当中。但事已如此,也只有冒险行动。想到这次风险太大,胜负难以预料,李世民心里难兔不安,于是命人取龟占卜,以判断凶吉。正在这时,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进来,见状大声反对道:“今大事已定,不能再犹疑,有什么可卜的?假如卜而不吉,那又怎么办?”说完取龟扔到地下。由于秦府的文武臣僚态度坚决,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。

当然,事情重大,以弱势而制强敌,必须有一个严密、周到的行动方案，于是秦王遣长孙无忌秘密召见房玄龄，杜如晦入王府商议决策。房玄龄、杜如晦以前曾建议过李世民诛杀李建成、李元吉,但没有被采纳。现被贬在家,深恐秦王仍然犹豫不决,半途变卦,便想用激将法再激他一下他们对长孙无忌说:“敕旨不听复事王,今若私谒,必坐死,不敢奉教!”长孙无忌如实向李世民报告,秦王听了果然生气,说:“玄龄、如晦岂叛我邪!”接着摘下佩刀授尉迟敬德说:“公往观之,若无来心,可断其首以来。”尉迟敬德与长孙无忌再次找到房、杜说:“已决计,公宜速入共谋之。”这时房玄龄、杜如晦才穿上道士服,化装后与长孙无忌混入秦王府内,尉迟敬德则由另一条道进入。经过商讨,大计终定,于是分头行动夜史命令傅奕密奏高祖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。”高祖正在怀疑,秦王又密奏太子李建成、李元吉与第二天,太白复经天,太尹德妃、张婕妤淫乱,说:“臣于兄弟无丝毫负,今欲杀臣,似为充、建德报仇。臣今枉死,永违君亲,魂归地下,实耻见诸贼!”高祖虽然感到惊讶,但也不敢轻信,便说:“明言鞫问,汝宜早参。”说完下令通知太子、齐王明天早朝,由诸大臣商议再定。

六月四日一早,高祖上朝,裴寂、萧瑀、陈叔达、封德彝、宇文士及、窦埏、颜师古等皆已到齐,专等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兄弟到来。而此时李世民却正带领尉迟敬德、侯君集、张公谨、刘师立公孙武达、独孤秀云、杜君绰、郑仁泰、李孟尝等九人,伏于玄武门内玄武门是宫城北门,是内廷警卫驻守重地,是出入内宫必走之路。

李建成、李元吉得到张婕妤关于秦王向高祖密告的情况后,李元吉有些担心,提出“宜勒宫府兵,托疾不朝,以观形势”。李建成却说:“兵备已严,当与弟入参,自问消息。”原来这天值班守宫门的北军将领是常何。常何本是李建成的亲信,所以十分放心。他根本没料到,常何已将李世民等人引入玄武门内,埋伏好了。两人行至临湖殿才觉有变化,想掉头回马,李世民已骑马迎面而来。李元吉仓皇张弓,连射三矢,因控弦不开,都未射中。李世民取弓还击,李建成当即中箭而死。这时尉迟敬德带领七十骑赶来,左右射中李元吉坐骑,李元吉弃马向树林中逃。李世民纵马追去,不料被树枝挂住衣服,坠马落地,李元吉趁机跳过来,压在李世民身上,李元吉力大,眼看李世民将倾刻亡命,正巧尉迟敬德跃马而至,李元吉立即往武德殿奔逃,敬德引箭便射,将他射死。

此时,太子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,与副扩军薛万彻、齐王府车骑谢叔方等率东宫齐府精兵二千余人赶来攻玄武门。因为玄武门的秦府兵不多,就算加上常何少量禁军宿卫兵,也难以抵挡,情势十分紧急,云将军敬君弘、中郎将吕世衡领兵出战,皆战死。张公谨赶忙紧闭宫门抵抗,薛万彻力攻许久,不得入,遂鼓噪进攻秦府。就在这时,尉迟敬德持李建成、李元吉首级赶到,东宫、齐府将领和士兵见主子已被杀,无心恋战,遂溃逃而去。薛万彻带领数十骑逃入终南由,冯立则解散部众,逃出宫城。双方血战终算告一段落。

随即,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前往海池舟上面见李渊,说:“秦王以太子、齐王作乱,举兵诛之,恐惊动陛下,遭臣宿卫。”李渊见事已至此,也无可奈何,改立秦王为太子,军国庶事,无大小悉委其处决。八月,高祖李渊退为太上皇,传位于李世民,是为太宗。

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,一举大败太子、齐王的宫府集团,不仅有其必然因素,而且还有着很大的偶然性。东宫、齐府在京师的精兵有二千以上,秦府只有八百人,在兵力方面相差甚大。要不是李世民收买了玄武门卫队首领常何等人,胜负是不好预料的。应怎样评价玄武门之变呢?事变没有发生之前,房玄龄就把策划诛杀说成是“遵周公之事,外宁区夏,内安宗社,申孝养之礼。”事隔十几年,唐太宗读国史,见六月四日事,语多微文。”对房玄龄说:“昔周公诛管、蔡而周室安,朕之所为,义同此类,盖所以安社稷,利互旦旦二史官执笔,何烦有隐?宜即改削浮词,直书其事。”这里只是证明伏杀兄弟是正义的事情,并不是出于争权夺利。所以,唐朝官修史书总是把建成与元吉加以丑化,而对世民则尽量粉饰。

宋代以后,由于封建伦理道德和忠孝观念的巩固,对玄武门之变持否定态度的多起来了。司马光认为唐太宗“推刃同气”实在是“贻讥千古”的事,表示了惋惜。范祖禹也说:“建成虽无功,太子也。太宗虽有功,藩王也。立于以长不以功。”明末清初有学者更是大骂唐太宗“不可复列于人类”,说什么“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,疾呼以加刃其弟,斯时也,穷凶极惨,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。而太宗命直书其事,无畏于天,无惮于人而不掩,乃以自信其大恶之可以昭示万世。”这些评论从封建伦理出发,从兄弟人情出发,根本不懂得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斗的残酷性,怎能正确地阐述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及其意义。

实际上,历代宫廷内“推刃同气”的事件,层出不穷,它们恰恰是封建专制主义包括皇位终身制、即位嫡长制的必然产物。玄武门之变就是唐初武德年间抢夺皇位继承权的最后一场公开争斗。正如一些学者说的那样:“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,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,实有夺嫡之图谋,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。”

李世民参与晋阳起兵的密谋,尤其在唐初统一战争中功勋卓著,因而必然产生夺嫡的贪欲。房玄龄曾献计:“大王功盖天地,当承大业。”有个名叫薛颐道士,曾对秦王世民说:“德星守秦分,王当有天下,愿王自爱。”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夺嫡企图的驱使下,李世民及其府僚策划了玄武门之变。

但是,对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,应该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,不能笼统地加以完全否定。事实上,玄武门之变还具有立嫡以长还是以功即位的意义。嫡长制所确定的人选,往往不是贤才,未必有治理国家的能力。

当然,李建成决非旧史记载的残忍昏庸之徒,也不是无功勋无才能之辈。他为人宽简仁厚,善于物色人物,既信任一些士族出身的人,也启用一些庶族出身的人。东官僚属如王珪、魏征、韦挺、薛万彻、冯立等,全是杰出的能臣武将。在唐初统一战争中也建立了一定的军功。然而,与李世民相比较,无论是才能还是战功,都有差距。李建成长期留守京师,囿于宫廷生活,缺乏远见与进取精神。他自认为京城“兵备已严”,而恰恰在玄武门守卫问题上出了大漏洞。他自以为皇太子地位牢固,秦王不过是“一匹夫”,而最后却死在李世民的弓箭下。

至于李世民,虽然是野心勃勃,但那种雄心奋发,积极向上的气概是其兄弟所无法比拟的。他长期转战各地,驰骋沙场,深人民间,接触下层,学会了一套老谋深算的本领。他战功显赫,凭借天策府和文学馆,不断扩大政治影响。像魏征在武德五年底说的那样:“秦王功盖天下,中外归心。”个东宫谋士的论说,确实反映了李世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。如果根据立贤的原则,太子由世民来担任,无疑是更加理想。然而,在李渊坚持嫡长制的情形下,在建成与元吉的竭力反对下,只能通过宫廷政变来解决。因此,玄武门之变一方面是暴露剥削阶级自私本性的,另方面,客观上也是对传统的嫡长制的冲击。秦王世民的胜利,对于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。